中国人为什么喜欢逼婚?

  

发布日期:2018-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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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目:中国人为什么喜欢逼婚?

今年你妈逼婚了吗?

​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视察特约作者

对现在的年轻一代来说,“逼婚的怙恃”或许可算得上是“新三座大山”之一。这些为了让自己子女早日完婚的怙恃,不仅挖空心思地摆设相亲工具、去公园里摆摊一样打探新闻(上海人们公园的相亲角甚至被Atlas Obscura一书收录为中国的“异景”之一),甚至为了让子女早点完婚,会通过电话、微信等远程催婚,哪怕天涯海角。

有个女孩,怙恃为了逼婚,到她公司里坐着不走,她迫于无奈,于是和怙恃推荐的工具相亲完婚,但一个月后就仳离了。这固然是个悲剧,但让她感应希奇的是,在她仳离之后,怙恃反倒也没催她再婚。她很难明白这种逻辑——是不是在怙恃眼里,一个成熟的女性只有在履历过婚姻(哪怕是失败的婚姻)之后,才算是成了一个正常的、被社会接纳的女性?

▲ 2014年9月27日,上海人们公园相亲角内人头攒动,怙恃将子女的征婚信息贴在雨伞上。 © 图虫

▌中国的怙恃为什么焦虑?

若是从怙恃的心理着眼,他们这样行事的逻辑实在并不难以索解。许多中国怙恃身上都遗留着一种传统心态:若是子女没完婚生子,怙恃就以为自己的人生大事尚未完结。有些人病逝前,膝下子女未婚,难免以为自己尚未尽到责任,大事未了,死不瞑目;相反,后代完婚,子孙满堂,他们就觉人生再无挂碍,至少自己已经圆满完成一生使命。

在我老家崇明乡下,所谓“事体着落”,就是指盖房、子女结婚等一系列大事都顺遂告竣,那被视为一其中年人最轻松自在的阶段,除了安度晚年,就没有什么再需要费心、忧虑的事了。

正因此,许多中国怙恃潜意识里都有一张“时间表”:子女在什么阶段应该做什么事,例如大学里不能谈恋爱,但结业后就应当最先找起来,最好30岁之前完婚,云云等等。有时这份“时间表”还不是凭据子女的人生阶段制订的,而是凭据怙恃自己的状态——有些怙恃直截了当地说,后代应该在他们退休之前把人生大事都定下来,之后趁他们还没太老,快点把孩子也生下来。但贫苦的是,现在这一代年轻人不仅在恋爱、婚姻、生子上对精神性的要求大大差别以往,而且更不愿意按部就班地生涯,于是,当怙恃发现自己的“时间表”被完全打乱时,就变得异常焦虑。

除此之外,这种焦虑也来自于一个不行回避的事实:在中国社会的网络下,成为异类需要蒙受庞大压力。我妈虽然曾多次催我们要孩子,但有了一个孙儿后,却坚决阻挡生二胎,由于她并不是喜欢多子多福,而仅仅是以为“一个也没有”欠好,但已经到达“各人都具备的资格”后,她就无法明白为什么还要再生一个。这里的逻辑在于,在她看来,主要的是“至少得先和各人一样”,这样才气被看作是“正常”的而免受闲言碎语议论。由于许多年轻一代已经从这样的传统社会网络中脱嵌出来,以是许多怙恃都以为是自己在蒙受这些舆论压力——你们是听不见了,我可是天天被人说闲话。

这种焦虑感,在某种水平上可以明白,我们每小我私家可能多几多少履历过这样的焦虑:当一件事悬在那儿,总是不能了却的时间,有时甚至以为不管怎么样,先有个效果——这种效果未必陪同着一切都好起来,但至少有种“暂时告一段落”的感受。

在这种情形下,怙恃的催逼实在是在缓解自己身为社区异类的焦虑,只不外将其转移到作为责任人的孩子身上。至于逼婚后,日后会不会仳离,那是未来的事,至少当下心安;然而这实在是相当自私的,由于他们将自己的焦虑转移到下一代身上了。他们错将缓解自己的不安等同于缓解下一代的不安,而且往往是注重“这件事快了却”多过“子女会不会幸福”——固然他们或许也至心以为“完婚比单着好”,但这照旧忽视了子女的自力意志。

▲ 2014年10月,南京江宁一楼盘“婚房售楼处”,为焦虑的家庭提供“买房、装修、完婚”一条龙服务。 © 图虫

▌礼法传统和小我私家主义的冲突

若是找几个怙恃谈谈,认真谛听他们的想法,就会发现,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以为自己已经做出了极大的让步:晚几年完婚可以,甚至完婚后再仳离也都能忍受,可是不能不完婚——仳离是另一回事,由于他们至少自己尽到了责任。他们不以为是自己在逼婚,反倒以为是现在的孩子太没有责任心,太让家长费心。这内里的基础问题,倒不是说“不完婚不算成人”,而在于怙恃并没有熟悉到:子女是自力的另一个成年人,他结不完婚是他自己的事,从小我私家主义的态度出发,怙恃的逼婚在本质上是“人我不分”,也就是把别人的事当成了自己的事。

子女婚后与怙恃的往来也可以印证这一点。在小我私家主义气氛浓重的英美社会,两代人之间往来稀疏,往往是由于女婿与岳怙恃气场不合而疏远;但在中国,往往却是怙恃以隔离关系来向子女施压,而且这都未必是由于气场不合,而是一听到子女来往的工具在“硬指标”(例如低收入、低学历)上不合他们的心意,还没晤面就已经猛烈阻挡。

我一位朋侪的婆婆和他们一家住在统一个小区,但却从不上门,由于当初就不满足这个儿媳。这固然也是人我不分,似乎家长心底里以为儿子想跟谁一起过日子,不仅是他自己的事,还得让怙恃满足——只不外现在已不能强迫子女屈服,于是就以“隔离关系”来表达自己的抗议与不满。

孙隆基在《美国的弑母文化》一书中曾说,在美国那种强烈的小我私家主义社会中,“人我界线不清朗或认同混淆被视为最终邪恶”;在这种气氛下,小我私家最大的恐惧就是受到外在气力的宰制,因而在中国人看来是母亲对子女慈祥的表现,在美国人看来则是在用亲密关系来控制和影响子女自力。

然而,中国社会的传统却迥异于此,由于中国文化一向就是一种注重“相互联系”的“群体本位”文化,用梁漱溟的话说,其焦点精神是“人人互以对方为重”,这种社会互动关系不突出每小我私家作为具有自我意志的自力个体,而是强调重视他人的感受与评价,并据此来调整自己行为的愿望与要求。在礼法社会的传统下,这就意味着子女在一系列人生大事上要凭据怙恃的期望来为人处世,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怙恃在逼婚时还能义正辞严地训斥子女大龄未婚是“不孝”、“自私”——所谓“自私”就是由于新的一代越发自力自主,思量自己的感受和自我意志多过挂念怙恃的感受与意志。

这种文化精神注重的不是个体感受,由于其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是“家”这样一个群体,强调的是每小我私家都应无条件地为此做出自我牺牲——这个逻辑放大之后的效果,即是常说的“舍小家顾各人”。响应地,作为一家之主的家长也应当无微不至地照顾、摆设好每个成员的生涯,所谓“父慈子孝”、“长幼有序”,这不仅是一种职责,甚至是其人生价值所在。

吴飞在《浮生取义》一书中曾说,“正如希腊人一定要在城邦中明白生涯和人性,基督徒一定要在天主之下明白生涯和人性一样,中国人也一定要在家庭中明白生涯和人性”,对中国人而言,“家庭对每小我私家的生命有着基础的存在论意义,即:生命是作为家庭的一部门存在的”。深受这种传统影响的中国人,把家庭生涯健全完满(所谓“全乎人”)视为自己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许多怙恃才不把子女未婚看作是“他们的事”,而是看作“我自己的人生缺憾”。

凭据家族原理凝聚起来的中国儒家社会,一直极其强烈地倾向于社会秩序而压制小我私家情绪和小我私家意志。正如瞿同祖在《中王法律与中国社会》中所说的,在古代中国社会,“婚姻的目的只在于宗族的延续及祖先的祭祀。完全是以家族为中央的,不是小我私家的”,“婚姻对于祭祖关系重,而对于小我私家关系则极稍微”,“婚姻的目的中始终未曾涉及男女本人,以是男女的联合而须顾到伉俪本人的意志实是不行想象的事”。之以是云云,缘故原由很简朴:由于自觉的情感、个体自主的意志,乃是对社会秩序和家族原理的庞大破损气力,就像你的意志和怙恃的意志经常会有矛盾,否则就没有“代沟”和“起义期”这一说了。

仅仅训斥逼婚的怙恃是无济于事的,他们也深陷在这个恒久以来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中,甚至他们以为自己身受的压力还远多过子女。我由于完婚五年后才生孩子,那些年里母亲从吞吞吐吐地试探,到厥后越来越不蕴藉地询问,最后竟然建议我去医院看病——见我恼羞成怒,她诉苦说,自己多年来蒙受了邻里不知几多蜚语蜚语,诸如“怎么三四年了还不生,是不是生不出来”,有一位和她要好的邻人则“坦诚”建议她催我去看不孕不育专科。

值得注重的是,这种“建议”一样平常都是相互很亲近才“不避嫌”,这和怙恃逼婚的逻辑一样:干预正是双方关系很亲近。以是怙恃在伤心时最常说的两句话是:“我都是为你好”,以及“我不管你了”——换言之,我“管你”正是由于我体贴你。

在中国的社会的逻辑里,怙恃“管”子女,响应地,怙恃老了之后,子女也不应“不管”怙恃。在家庭里,怙恃常说“一家人还分什么相互”,“我的就是你的”,我妈也常对我说:“我们就你一个儿子,家里的产业,连我们两把老骨头都是你的。”许多人事情之后,家长都市让他们上交一部门薪水,名义上是交给怙恃的饭钱、房租,但实在绝大多数怙恃都不会花这些钱,仅仅是为了怕孩子乱花钱而帮他们“代管”。这显然是一个重视相互联系,而非个体自力的社会网络。

▲ 2015年重阳节前日,杭州一群“啃老族”举行“断奶仪式”,宣誓爱老敬老不啃老,要“断奶”为尊长尽孝。 © 图虫

公正地说,有些年轻人虽然说着要“自力”,但实在仅仅是不想被怙恃管制(往往未来也不想管怙恃),另一面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怙恃给予的种种物质资助。虽然现在房价高企,单凭子女自身的经济能力原来就难,但问题在于,“啃老”的征象在东亚和南欧(尤其意大利)特殊多见,这些社会同样具有浓重的传统父权制文化,这并不是无意。由于在这种文化气氛下,怙恃往往对子女负担了无限责任,甚至子女立室之后还帮他还赌债。

这些结构性的因素,要在一朝一夕之间改变,可想极难;不外,“逼婚”酿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征象,自己也意味着这种传统的结构正在瓦解,由于真正传统的社会里,怙恃是基础不需要逼婚的,或逼婚后子女也不敢不从,只有在子女的自我意志已经难以驾驭的年月,才会泛起这样征象,而逼婚的怙恃也才会被年轻一代视为某种“团体失常”。这能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终结,就看到时有几多人能在自己为人怙恃后充实意识到这样一件事了:给子女自由,也是给自己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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